龙陵县人民医院“清废改立”推动作风革命效能建设

历史学家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经济潜力进行比较，他的分析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温带到热带总体趋势是越热的地方国家越穷。

例如，中国应该使用其现行的高储蓄率，来建设其基础设施，加快城市化进程，以此来为将来的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只有当一个公司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额比其储蓄额少时候，盈余储蓄才会在贸易平衡中显现。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储蓄尤为一件好事。因此如果要实现内部和外部平衡，调低储蓄率是必要的。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来减少其贸易盈余，如降低进口关税，撤销部分出口产品的退税，以及逐步的汇率升值。这确实是中国长期面临的挑战。同样的逻辑可以运用到美国的经济上去，只不过是倒过来而已：即使美国想要大量消费不储蓄，如果它没进行大量投资的话，它可能不会堆积贸易赤字。

如果没有相对高的储蓄率，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永远也追不上发达国家不过，投资者担心的恐怕不是单纯的增长减速，而是市场崩溃的风险。不可否认，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确改善了百姓福祉。

所以，比讨论如何防止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更为紧迫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如何摆脱生死时速，使其增长速度即便有所放缓，也不至于引发爆炸？答案显然是：必须拆除中国经济这辆飞速行驶的大巴上的炸弹。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主要国家富翁财富急剧缩水，而中国在近10万亿天量贷款与4万亿财政投入之下，成为亿万富翁增加最快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另类。而近一个多月来，从中央决策层、地方政府官员到经济学界，几乎都在围绕第第二季度GDP增速可能下滑做文章：高层为此不惜再次放松刚试图收紧的扩张性政策，地方政府借机试图回逼房地产调控政策松动，经济学界则热衷于讨论中国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必须拆除的第一颗炸弹是观念。

实际上，中国GDP增长所带动的边际就业率在一路走低，无就业的增长已经出现。比讨论如何防止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更为紧迫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如何摆脱生死时速，使其增长速度即便有所放缓，也不至于引发爆炸？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其中，第二季度的GDP增速比第一季度下滑了1.6个百分点。

否则，正如那辆飞驶的大巴前面不远就是悬崖一样，或者像长期过度运动必使人身体衰竭一样，长期人为刺激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有可能因为内部张力与弹性被强力拉断而滑向深渊。实际上，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好维持在自然增长率的7%左右最合适。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各级政府把GDP增长视为目的本身，甚至对增长的迫切性压倒了民生需求。不少官员、部门或集团关心GDP增长，害怕GDP往下掉，真正的原因是害怕既得利益受损。

实际上，如果仅看第二季度GDP增长，增速仍然高达10.3%，是两位数，肯定属于高速增长，而且高于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全年8%左右调控目标，同时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绝对是最快的。比如，目前有一种很强大的声音试图把二季度GDP增速下滑归因于房地产调控误伤了经济，背地里就是由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与房地产商组成的利益集团试图操控舆论。从国人对二季度GDP增速放缓的焦虑来看，我们潜意识中的确已经把中国经济看成了那辆 大巴，一旦慢下来，就会引发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当中国这部巨型机器最终停滞，这些投资者们就会从美梦中痛苦的醒来。

两种观念必须反思：一是把经济增长视为目标本身。经济增长的目的最终在于百姓福祉。

现在纳税人有理由怀疑：在二季度经济增长仍然有两位数情况下，那些有能力影响决策的集团或部门不断鼓励宏观调控政策维持宽松，到底有多少真想法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他们是否更希望在庞大的基建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发展中实现掌勺者多占？必须拆除的第三颗炸弹来自于体制。事实上，这样的炸弹并不只一颗，而是两颗、三颗甚至更多。

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解决中国经济生死时速的必由之路。就因为与一季度相比有所下滑，就引发上上下下如此焦虑，实在是有些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我看来，根本上还是依靠体制改革。因此，推动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起以百姓福利最大化而非GDP增长最快化为目标的让人民满意的政府，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摆脱生死时速。我再次想到今年3月23日美国着名投资公司GMO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的红色警报》。投资率一路走高而最终消费率不断走低、劳动报酬占总收入比例以及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等现象，就是简单的证明。

观念有时只是表，利益才是里。说中国就好像一辆装有炸弹的大巴在路上飞奔，一旦速度小于每小时50英里，它就会爆炸：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灾难可能就会发生。

金融危机以来，各级官员对于为何要保增长给出的最能摆上桌面也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是：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增长就是保稳定。进入 卢周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再比如，正如GMO报告引述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新闻人、经济学家Walter Bagehot以及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表达过的观点：在流动性（即市场上货币）很多的时候，正是腐败官员及特殊利益集团大发横财的机会。如果不通过结构性调整来解决，仍然沿用线性思维，那么，未来要解决日益沉重的就业压力，就必须不断提高GDP增速，甚至每年增长十几个点都不够，这怎么可能呢？同时，保住了增长并没有社会稳定程度的提高，相反，依赖于土地财政与房地产经济的地方政府，过去一年多为了保增长，制造了多少因征地纠纷而起的群体性事件？来自于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的考量是必须拆除的第二颗炸弹

老师一提出这个问题，下面有的说，中国的腐败问题不严重，到拉美、东南亚、非洲，那才叫腐败呢。中国的商业文化是给面子（giveyouface）文化，做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是给对方足够的面子，把对方变成自己的朋友，变成自己人，最后不至于走向对抗，成为法庭上的对手。更有甚者，信誓旦旦认为，中国的腐败其实是比西方的法治更有效率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关于腐败问题，我以为对于这种现象，大家应该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应该有什么争议了吧。

法治文化重责任，重预防，重契约，重流程，单独一件事情看起来费事（甚至愚不可及），交易成本高，但是公正，理性，有复制能力，从更长时间和更大范围内看，其实是节省了交易成本，节省了整个社会体系的运行成本。最核心的其实是交易费用与交易范围的平衡问题。

我给你面子，你给我面子，其乐融融，最后结果是，中国继续走在人治文化、人情文化的不归路上，不知所之，最后大家谁都没有面子。中国商业文化中无处不在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各种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掠夺性行为，还有那些似乎无穷无尽的各种骗局和陷阱，其实就是这个无穷大的平均交易费用的最好写照。

没想到，在中国的高层管理课堂上，这却往往成为一个有经验的老师最好努力避免的敏感问题 （英文叫hotspotissues）。人的经历的有限性决定了前者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人的精力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后者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这就决定了采取这种商业文化的企业人交易的范围必将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有的说，那是作秀，哪能真信。如果无法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式的搞定成本其实应该包括这种行为产生的各种社会成本、道德成本，而仅仅是站在一家企业的财务成本的角度上去争论这个问题，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可以预知的。在这个范围内，交易费用趋于无穷小，但出了这个范围，因为没有任何制度的保障，交易费用趋于无穷大。有点道德洁癖、脾气不太好的老师，碰到这种事情，还不得直接拂袖而去？。

他说西方商业文化是 盖屁股 （coveryourass）的文化，做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法律风险、法律责任，所以，要花大价钱雇用律师，设计合同，控制风险。因为这种学员的存在，我们不至于对中国的未来太过虚无主义。

万科就是这只快要爬出来的螃蟹，我们在这里做的，就是想把它又拽回来。人治文化比法治文化更有效？这个道理在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上好像都不太容易讲得通。

有一次，我不小心夸了几句王石的不行贿政策，没想到课堂一下子就几乎控制不住了。人情文化交易费用低，但前提是需要交易双方是朋友，在交易前1.互相认识，2.有感情的交换，3.有建立在这种感情基础上的信任。